《蒙培元情感哲学略谈——蒙培元哲学思想研讨会暨〈蒙培元全集〉出版发布会致辞》，《当代儒学》第2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页。

两种成天类型的区别，其实是理想与事实之间紧张关系的体现。他撰《老子衍》的根本目的是暴其恃，而见其瑕，《庄子通》和《庄子解》对环中和相天等进行儒家化的诠释，但一旦脱离《庄子》文本而转到其他语境下，船山对庄子的态度往往是以批评为主【24】。

天道非善所能范围，故曰道大而善小。历史是前进的，即使圣人不作，天道也会假手或启迪时君来成就礼乐文明。（《船山全书》第11册，第153页）显然，船山视尧舜为圣人在天子之位之典范，连圣人都难以企及之，更何况众人。下面以道大性小说为中心，先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谈自道而器的过程。性善的自足性被否定，因此有性日生，命日受之说，有学者称船山人性论是一种弱化的性善说【9】

7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船山全书》第10册，第68页）秦始皇在私天下之心的驱动下废除了封建制，虽然其眼前的私欲得到满足，但却无意识地在历史上成就了普遍的大公。盖乾主阳，阳动而进故升。

这就意味着象数派之本意并非是要以象数去替代义理，而是认为象数形式是理解义理的唯一途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这种占筮方式以《连山》《归藏》《周易》为代表，《周礼·太卜》有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综上，象数注经派的诞生乃是在东汉政权及经学危机的双重影响下，人们对于易学如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一种思考。

至宋之际，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始转向文字义理的阐发，故两宋之际的学风一转而为因经而明义。【8】而至武帝之际，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下，易学家们开启了将《周易》天人之学与阴阳五行术数思想融而为一的道路，故而我们看到西汉之际的易学家试图将当时所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之说引入到易学诠释当中，由此产生了易学所特有的卦气之说。

汉代之际的易学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自然哲学形态，将卦象符号、卦爻辞与宇宙流行、人伦日用的联系规律化、系统化，使得易象体系进一步完善。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东汉易学之开端者当为马融，马融在承续古文易以传解经的精神内核的同时，对这套象数体系的功用及外延进行了重新探索。另一方面，他还使用了爻位说、月体纳甲、卦气说、互体说、易象说、之正说等解易方法，让《周易》的逻辑框架更加完善。

讲象数，最终要落实到义理。但另一方面，易学家们也没有对西汉易学进行全面否定，尽管西汉占验易学有诸多虚妄荒诞之言，但在其中亦蕴含着《周易》唯变所适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天人和谐之精神。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

只有通过这套充满着流动与转化的动态体系，方能充分的展现《周易》动态的象思维。离开象数，义理将沦为无根之木。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观象的内容、方式及缘由与提问者的存在经验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象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可以被我们所经验到的，在我们意识当中反应的感性直观材料，而是一种融合了人类情感、社会经验的复合性的符号。

首先，王弼通过建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方法对汉代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失原之弊端进行了反思，重新确立了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建构原则。至两汉之际，人们进一步丰富了这套易象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内涵，并通过发明种种象数体例来完成这套易象体系的逻辑框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象数体系，但是相较于前人而言其主要的功劳在于对象数体系的传承而非发展上，故在此不再赘述。二是对象数义理之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点明了阐发义理的重要性。故意成了象数语言最终的指向，这个意既包含这天地宇宙万物的生生之意，也包含了圣人对此天地运行之道的理解与感悟。故汉代象数之学发展到末期，其弊端正如王弼所言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而王弼认为，建构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最终目标在于传达《周易》中蕴含的圣人之意，而互体、卦变、五行等说的引入反而使得圣人之意被形式所遮蔽。在王弼看来易象体系的逻辑结构虽然重要，但其最终目的是要为领会和体悟易之意而服务的，如果形式的建构影响了内容的发掘，无疑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故对《周易》象的理解，既要把握其以阴阳符号所组成的整个卦的卦象，还要理解其各爻由于阴阳、位置不同而代表的人事之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23】故无论是由刘牧开创的河图洛书之学，还是周敦颐之用以解释宇宙生化过程及如何立人极之价值法则的太极图，亦或是邵雍用以推演世界演变、社会更迭、人类进化的先天图，均是通过不断丰富和充实象数体系的图象内容去为两宋之际所兴起的理学提供依据。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这促使王弼试图从此繁杂的物象当中找到万物存在之本，认为如此方能解决汉易过度注重有形物象的弊病。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於地也为黑。只不过在义理学派看来，象数乃是用以表征义理的，需要依据义理对象数形式进行裁剪，而在象数学及图书学派看来，象数乃是表征义理的重要依据，离开了象数《周易》中的义理精蕴将无法得到完全的阐发，故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套易象体系，方能更好的表述《周易》之义理。这一做法把汉朝的死《周易》又讲活了。

故这一时期，易学发展多以传承为主，倡导《易传》之义理，正如皮锡瑞所言：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易传》的作者则是在《周易》古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了物象与我们生活世界的联系，并将德义作为易象体系的核心价值。

正如孔颖达所言：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这其实是对象数体系的使用边界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认为易象体系的作用在于解释经典。

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6】《周易》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将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对象去认知，而是要让人类更好的融入到世界当中，最终达到天地人融而为一的境界。

这套易象体系发端于《周易》经传，作《易》者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察，结合阴阳符号及卦爻辞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意义丰富的易象世界。这种融合扩充了《周易》象数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含义。正如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言，《周易》古经通过象辞互诠之方式建构了一套象数义理合一之体系，而《易传》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模式。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宋代的易学家们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之上，开始思考圣人画卦之依据的问题，为《周易》之卦象符号寻求终极的根源。作为孟喜卦气理论的继承者焦赣，在继承孟喜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正如《汉书》所言：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

故在《易传》诸篇尤其是《彖传》《象传》《文言传》诸篇当中，特别注重强调易象体系的德性意义。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当时儒家的学者为了排斥佛老、承续道统，试图从儒家经典当中寻求可为其仁义礼乐制度提供保证的形上依据。作为卦气说的开创者，孟喜通过将《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理论与《周易》相结合，以六十四卦与季节气候相对应。